造城理论迎合地方政府的盲目扩张需求激光测距仪
发布时间:2022-07-29 22:18:28
造城理论迎合地方政府的盲目扩张需求
造城理论迎合地方政府的盲目扩张需求2013-07-28 17:32:34 来源:中国产经新闻报分享到:作为区域的组成部分,地方政府在深受财政收入与环境污染制约的情况下,区域经济怎样保持可持续性发展?对此,记者专访了东北师范大学区域经济学、人文地理学专业教授丁四保。
记者:继鄂尔多之后,单从长江三角洲来说,温州、无锡、常州等多个地方相继被曝出“鬼城”。地方卖地冲动,城市的发展超越了自身需求,“空城”、“鬼城”的消息不止是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区域都发现了这个共性的问题。请问一下,这“空城”、“鬼城”反映了区域建设的什么问题?
丁四保:“空城”和“鬼城”都是上个世纪西方城市规划理论在中国流传的恶果。当年,为避免城市空间过大和过度扩展,城市规划理论主张通过发展“卫星城”分解大城市人口压力,通过卫星城减小大城市空间压力,并同时提出“田园城市”、“广亩城市”的模式,试图通过占据更多的农村农业用地来分散城市。
其实,这些理论早已过时,也从来没有认真有效地实践过。今天用到中国来,是风马牛不相及。但明知道是空想,还在使用,问题的根源就在于这样的荒谬迎合了城市政府对城市土地扩张的需求。
因为,尽管可以为城市的扩张划出一个空间,比如说建造一个新城、新区或卫星城,但是,城市不是建造在规划空间上的,而必须给居民提供就业或创业的机会,组织产业投资。区域或城市产业结构的形成规律告诉我们,工业投资会带来工业内部其他部门,以及服务业等关联产业的投资。这就是“增长极”的基本原理。具体说,工业项目的投资使工厂雇佣大量工人,使城镇人口增加,于是服务业的投资就会随之增加,服务业规模的扩大或部门增加会带来新一轮就业、创业机会的增加。由于服务业大都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也是提供大量“创业机会”的产业,所以,最初的工业投资会产生激励其他产业发展的“外部作用”,即“积极外部性”。
我国正在推广的“新型城镇化”,其基本核心问题是纠正原来城市化只注重扩大城市土地面积,但排斥外来人口(来自农村的人口),或牺牲农村人口利益(剥夺土地)的“要地不要人”的模式,而主张“要地也要人”的道路。具体说,如果人口大量积聚在城镇,则农村单体农户的土地规模就会扩大,农村“土地使用权的流转”(集中)成为大势所趋。这就是“新型城镇化带动农业现代化”,还是工业化的积极外部性。
如果认为工业化是一个根本动力,那么一个得不到工业化投资的地区,像在东北、西北的许多地区,其“新型城镇化”的进程就会受到极大的限制。内蒙古鄂尔多斯的鬼城就是在制造业投资短缺的情况下,城市扩张的土地面积得不到产业和人口的充填而闲置下来的。
但是为什么城市政府看不到这个黯淡前景呢?据我所知,他们是“非不为也、乃不能也”。因为中央政府赋予城市政府太多的公共服务职能,像提供社会保障、提供保障房、提供公平教育和生态环境治理等等,要求花大笔钱。但是钱从哪里来,土地收入是一个基本的渠道。“土地财政”对于地方政府的公共财政能力是太重要了!一个经验数据表明,土地收入要占到政府财政收入的30%,而房地产业的建筑业,缴纳的税收收入还要占到政府的财税收入的另一个30%。
而无锡、常州这样投资旺盛的城市也出现了空城和鬼城,恐怕与中国人口潜在资源趋于枯竭有关。因为,整个中国剩余的潜在农村人口已经所剩无几,全国各地的城市都扩大了面积,都要求增加人口。仅仅靠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是根本不够用的,事实上,我国许多城市人口的增速在下降,通过城市间的竞争获得“流动人口”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城市竞争必然愈演愈烈。但是,竞争并不会使人口的总量增加,只能改变人口分布的结构,使之趋向竞争力更强的城市。
记者:东部沿海地区已经出现了这样的“鬼城”现象,那么在中西部地区推进城镇化建设过程中,是否会出现类似这样的问题?需要怎样去避免?
丁四保:中西部地区已经出现了相当多的空城或鬼城,最为典型的如内蒙古的鄂尔多斯。那里由于找不到新的实体经济的投资领域,所以煤炭电力工业形成的大量剩余资本(民间资本)以高利贷的形式投向了房地产。但是城市提供的新增就业机会寥寥无几,居民数量没有出现期望中的增长,房地产市场一片萧条。民间借贷定要承担巨大的债务负担。由于煤炭市场出现了缓解,煤炭的利润率下降,民间资本靠煤炭电力获取高额利润的时代结束了,资金链条就此断裂,鄂尔多斯还是没有新增加投资机会,房地产业的兴旺造成了空城、鬼城,泡沫就此破裂。教训十分惨痛!
在东北地区,由于是老工业基地,金融环境和吸引投资环境都很差,工业投资畏惧不前,像在哈尔滨,已经连续多年得不到工业投资,不仅民间企业不向哈尔滨投资,就连(国企)央企也不投。所以在东北的吉林和黑龙江两个省,规划了不少的开发区、新城区项目,结果都得不到市场的响应,成了空城和鬼城的规划。
所以,新一轮“新型城市化”进程将会在中国中西部与东部之间造成越来越大的地区差距,中国可能因此进入新一轮地区差距扩大的过程。
要避免也挺困难。经济学基本原理告诉我们,如果“市场失灵”就需要政府干预。那是指在社会分配领域、环境保护、生态保护与建设领域里,政府的干预被事实证明是有效的,而不是在主要依靠市场力量的投资领域(这个领域里时常是有效的,尽管不见得公平),如果市场不响应,政府几乎就没有任何有效的手段来干预。
记者:据了解,现在有些城市的地方财政收入已经远远不够抵消所欠的债务。地方财政现在的情况也不容乐观。这种现象是不是具有普遍意义?地方财政债务问题改怎么解决?通过地方财政刺激的区域经济发展还能走多远?
丁四保:在中国,存在着世界上最发达、最强大的地方经济,并构成了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制度优势。但是,地方财政永远是入不敷出的。因为,区域经济有“四个无限”(产业结构要求无限提高、区域居民对财富的需求无限增长,区域对公共财政的需求无限增长,地方政府对公共财政能力的增长有无限的期望),也有“两个有限”(地方财政能力有限增长,地方政府财权有限扩大,即相对于“事权”的无限扩大而言)。
中国的区域制度就是这样,区域财权永远也跟不上事权的增长。
记者:现在有一种说法是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这三大增长极已经变成了三大污染极,并且随着产业转移,污染也随着转移到了中西部内陆地区。湖广平原出现的镉大米就从侧面说明了问题。对于这种现象您怎么看?
丁四保:从“两个如果”的假设出发来阐述问题。即,如果说,工业化可以对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也就是新型城镇化产生“积极外部性”的话;如果说,新型城市化找不到除了工业化以外的动力机制的话,则其“消极外部性”也是难以避免的,这就是工业化引起的环境问题,而且会越来越重。
而且中国的实际也表明,自去年冬天到今年春天肆虐华北、华中地区的雾霾,与中国近些年来工业化进程的重点区域高度吻合。我国这些地区已经成为世界上空气污染最严重、空气质量最差的地区,城市全球的污染源地之一。
一个不可争议的事实是,我国的工业技术就是这个水平,离不开煤炭等肮脏能源。所以,随着工业化的地理扩散,环境问题的步伐和扩散方向和格局也随之发展,而且空间上高度一致。
但是,不是说永远解决不了,我们还是相信技术进步、相信制度改进的力量,问题不是必然的趋于严重,而是必须做些什么以遏制其速度和深度。
记者:面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这些问题,对于李克强总理提到的经济发展“稳增长、保就业”下限、“防通胀”上限,怎样更好地落地?在财政和环境的压力下,经济如何维护良性健康发展?
丁四保:我理解总理所说的“上下限”主要是指“速度”,“过快”会出现更多的环境和生态问题,“过慢”会影响国民经济的基本面,即国内投资、就业和市场需求。但至于怎样的速度才是良性的,这可是一个难题。既要看速度,又要看质量,很难有一个明确的定量标准。社会经济发展的研究之所以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精确,难就难在模棱两可的东西太多,而且见仁见智,我在这方面也深感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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